【专论】平阳昭公主专论——生平事迹和后世评价(上)

哔哩哔哩   2023-03-24 2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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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娘,唐国公李渊第三女,窦夫人所生。生年在599年之前,卒年在623年。她于617年五月率数百人在南山集结,命马三宝说降何潘仁,在司竹宣告起兵,与李神通合攻鄠县。之后,她又命马三宝前往长安以西,招抚丘师利、丘行恭、李仲文、向善志等盗贼首领,多次指挥军队击退长安卫玄、阴世师的进攻,守住根据地,并先后占据杜县、戏下、盩厔、武功、始平等地,麾下兵士增加七万。李渊渡河后,她带领一万精兵与李世民会师渭北,与李世民一起参与接下来的战斗,直至长安平定。李渊即位后,追封亡妻为穆皇后,封三娘为平阳公主,此后她一直留在长安。623年2月,平阳公主去世后,李渊赐谥为昭,特加鼓吹。

下面我们就对平阳昭公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包括其生平事迹与后世评价。

一、平阳昭公主生平事迹

1、夫妻离别

史书并未记载平阳昭公主的名讳,因为她在李渊的女儿中排行第三,为了叙述方便,在她正式被封为公主之前,我们称她李三娘。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旧唐书》

李三娘的出生年月史书亦无记载,只知道早于李世民(即早于599年):

“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李世民)生于武功之别馆。”——《旧唐书》“(高密)公主即高祖武皇帝之第四女、太宗文皇帝之同气姊焉。”——《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铭并序》

既然李渊第四女高密公主是李世民的姐姐,那么,李三娘必然也是姐姐。至于她的出生时间是否晚于李建成(589年),暂时没有史料可供参考。

“建成死时(626年)年三十八。”——《旧唐书》

李三娘长大后,嫁给柴绍。柴绍字嗣昌,临汾人,是遂、梁二州刺史、冠军县公柴烈之孙,隋朝太子右内率、钜鹿郡公柴慎之子。柴绍有勇力,性任侠,后来随侍隋朝元德太子杨昭,官至千牛备身,在长安任职,李三娘也因此长期定居长安。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祖烈,周骠骑大将军,历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也。”——《旧唐书》

颇为可惜的是,李三娘在太原起兵之前的事迹于史无载。

617年5月,李渊即将在太原起兵,派人传信到长安,让柴绍夫妇速速离开。于是柴绍跟李三娘商量:

义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遣使密召之。绍谓公主曰:“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旧唐书》

其实柴绍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是走定了,但不可能带三娘一起走。三娘给出如下回答:

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旧唐书》

结合时代背景,妇人确实“易可藏隐”。隋朝习俗,妇人骑马出门,一般要戴着一种叫“羃离”的东西。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旧唐书》

《礼记》云: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羃离本是男子所用,用以阻挡风沙。却因儒家礼教的要求,变成束缚女子的东西。它跟伊斯兰教的“布卡”很像,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当然,有一弊也有一利,李三娘戴上它,隐藏起来肯定是更方便的。

而且据史书记载,李密真的曾用这种方式逃过李渊的追杀:

“(李密)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幂篱,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人桃林县舍。”——《旧唐书》

隋朝宗室杨谅亦曾采用过这一方式:

“汉王谅之反也,以(丘)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幂旂,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旧唐书》

从以上记载看,当时的人在搜查时,并不会将妇人的幂篱强行掀开。当时,女子的名字也不会广泛流传,“李氏”何其多,就使得搜捕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人更不会认为一个女子有举兵造反的能力。也有可能,等李三娘的军队都好几万了,隋朝还不知道领军的人是个女子。

所以,柴绍相信李三娘能够藏隐起来,是说得通的。之后,他就离开了,寻小路前往太原。他这一路并不好走,虽然还未被缉捕,但也要穿过许多贼窝。到河东时,他和李三娘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相遇。

义旗建,绍自京间路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旧唐书》

李建成害怕万一不能在父亲起事前到达太原,会被朝廷逮捕,便跟柴绍说——

“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旧唐书》

柴绍劝阻道——

“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旧唐书》

李建成听从了柴绍的建议,和他一起去往太原。事实证明柴绍是对的,在李渊起兵的消息传开时,他们已经平安到达雀鼠谷了,再往前不远,就是太原。

“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旧唐书》

柴绍之后还参加许多战斗,但与李三娘无关,故不在此赘述。

2、啸聚南山

柴绍在长安时,李三娘并未表露出要起兵的意愿,亦未显露军事才能。此时,普天之下莫非隋土,“易于藏隐”也不代表就一定能藏隐起来,不然牢里就不会有女犯了。柴绍不可能不知道,李渊起兵后,三娘待在天子脚下有多危险,但他还是离开了。他是害怕一起上路后,保护不了妻子,还是已经决定放弃妻子,希望她在必要时刻,像烈女一样“自觉”,很难说清。

但明确的是,李三娘并没有“藏隐”起来,而是火速变卖家产,招揽部下,为起兵作准备。

“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旧唐书》

关于“家资”,台湾大学的施厚羽博士认为:

“公主所散者乃家资,并不是她个人的私财。这里家资指涉的内容包含金属器、布匹等当作通货使用的物品,而非变卖柴氏在鄠县的房宅、田产。平阳公主虽以柴氏主妇身分释出夫家资财,实际上她是以女儿的角色协助李渊起兵。”——《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但是笔者觉得,鄠县庄所里的资财也有可能是李三娘的嫁妆,若是嫁妆,就不应被看作是柴家资产。这笔资财究竟是属于柴氏还是李氏,史书并未明说。

招揽亡命一事看似容易,做起来却凶险无比。这数百人里,只要有一个线民出卖她,她“招降纳叛”的罪名就坐实了,无论如何也免不了一死。由此可见,李三娘有过硬的识人之能。

在这期间,李渊起兵的消息就已传到长安,三娘在招兵的同时,还得逃避朝廷的追捕。事实上,即便她什么也不干,也会遭到追捕,谁又敢冒着生命危险窝藏她呢?火速起兵,也算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自保方式。

她远在河东的庶弟李智云就被抓住,解送长安处死。

“智云本名稚诠,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旧唐书》

堂叔李神符、李孝基和堂兄弟李道宗也被拘捕,囚禁在长安。即便是她的妹夫,身为外姓人的窦诞、赵慈景,也都被下狱。

“高祖兵兴,(李)神符留长安,为卫文昇所囚。”——《新唐书》“帝起兵,或劝亡去,(赵慈景)对曰:“母以我为命,且安往?”吏捕系于狱。”——《新唐书》 “及义师围长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窦诞、赵慈景并系狱。”——《旧唐书》

由此可见,即便是李渊的亲家母也无法幸免(哪怕她身为女性)。否则,赵慈景完全可以放心逃命。

与此同时,李神符的哥哥李神通亦被追捕。他比较幸运,得以成功逃出长安,之后不久,在太平宫宣告起兵。

“神通,隋末在京师。义师起,隋人捕之,神通潜入鄠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旧唐书》 “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起兵,立总管府,署(令狐)德棻府记室。”——《新唐书》

太平宫坐落于终南山紫盖峰附近。

“投于紫盖山。山即终南之一峰也。乃独立禅房高岩之下。衣以百纳......大业末岁下敕九宫。并为寺宇度僧。纲管相续维持。以藏名称洽闻。乃补充太平宫寺上座。绥缉少达无替所临。及大唐建义,人百一心。淮安王(李神通)创缮兵旗于斯寺宇。”——《唐高僧传》

那么李三娘起兵的“南山”又在哪里呢?可知的是,必不是终南山。若两人在同一个地方起兵,日后也没有必要合兵攻打鄠县了。若是从未分过,便没有谈合的必要。

从地图上看,此地最有可能是首阳山(离司竹较近)。

以司马师招揽死士一事对比,可见李三娘短时间内招募百余亡命的难度:

“(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

司马师早就知道自家的计划,这三千死士也养了很久。而李三娘事先并不知道父亲的计划,是突然之间,才接到父亲要起兵造反的消息;而在她接到消息时,李渊极有可能已经行动。所以,她根本没有司马师那样充足的时间。从只招得数百人看,她能支配的资财也相当有限。而这些,已经是她所能借助的,仅有的外力。虽说李神通也有一支军队,但如果她没有招募亡命,而是直接去投奔叔父,她在军事上是无法拥有任何话语权的。

与她相比,李建成、李世民所得到的支持就要多出很多。起事之前,李渊曾明确表示,希望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希望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

“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大唐创业起居注》

太原起兵前后,李世民一直身处李渊的势力范围内,“密招豪友”所需的钱财与人脉,自是非常充足。而李渊要求长子“潜结英俊”是何目的,也再明显不过。但如上文所述,李建成并没能拉起自己的队伍,而是直接离开河东,逃回太原。李三娘身在天子脚下,处境比李建成更加危险,却做到了他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也可从侧面证明,李三娘的胆识谋略远超常人。

3、起兵司竹

如果坐以待毙,李三娘身为女子,或许不会死,但也是一定会被下狱的。她意识到,几百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便谋划着招揽更多帮手。这时,拥有数万人马的司竹胡商何潘仁引起了她的注意。

“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有众数万。”——《资治通鉴》 “时有胡贼何潘仁聚众于司竹园,自称总管,未有所属。”——《旧唐书》 “于是,名贼何潘仁壁司竹园,杀行人,称总管。”——《新唐书》

为了说降何潘仁,李三娘派出一名机灵善辩的家童——马三宝。

“马三宝,本柴绍之家童,性狡猾,善调鹰犬。”——《册府元龟》“马三宝,性敏狯,事柴绍,为家僮。绍尚平阳公主,高祖兵起,绍间道走太原。三宝奉公主遁司竹园,说贼何潘仁与连和。”——《旧唐书》“公主遣家僮马三宝说以利害。”——《旧唐书》

收降何潘仁后,马三宝就在他的邀请下,回到首阳山,接三娘入住司竹园。三娘到达后,何潘仁派出百人做她的护卫。

“三宝奉公主遁司竹园,说贼何潘仁与连和。潘仁入谒,以百兵为主卫。”——《旧唐书》

马三宝对何潘仁等人说了什么,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结合何潘仁造反的动机,以及他所缺乏并渴望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大致内容。

“何潘仁,西城胡人。父浑邪,通商中国。隋初,始居盩厔,家富于财。潘仁厚自奉养,引致宾客。炀帝时为幕士,郁郁不得志。后尝犯法,惧罪,遂亡入司竹园中,鸠集亡命,众至数万。”——《册府元龟》“《唐书》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财。潘仁厚自奉养,引致宾客。炀帝时尝犯法,惧罪,逐亡入司竹园,鸠集亡命,众至数万。及义兵起,求得平阳公主而奉之,以应义师。”——《太平御览》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何潘仁很希望自己可以脱罪并得到重用。而他本人身为商人,出身太低,难以服众,自立家门并走到最后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找个世家门阀投靠,在大树底下乘凉。

但当时豪强很多,其中不乏有世家背景的。而何潘仁手下人也不少,选择谁,看起来都比选择麾下只有数百人的李三娘好。此时,李渊麾下只有三万人,还远在太原,并不能对何潘仁造成什么直接威胁。李渊是否能笑到最后,在当时人看来,也是未必。但是,在这时候,李神通的部队离何潘仁很近。

“(李神通)遣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连结。潘仁奉平阳公主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鄠县,众逾一万。”——《旧唐书》

虽然,李神通的人马远少于何潘仁,亦没有足以树立威望的战绩,但马三宝运用口才,吹嘘一下李神通的实力,让何潘仁害怕,还是有可能的。当然,何潘仁未必就觉得李家能笑到最后,也有可能只是存着和李建成一样的心态,暂避锋芒。

4、略定鄠杜

在司竹扎根后,李三娘的军队初具规模。下一步,她选择与李神通联合,攻陷鄠县、杜县。

“(何)潘仁攻鄠县,陷之。”——《旧唐书》“主遣家奴马三宝喻降之(何潘仁),共攻鄠。”——《新唐书》“唐高祖起义并州,第三女柴绍妻聚兵鄠、杜间,以应高祖。”——《独异志》“(李神通)约司竹贼帅何潘仁连和,进与平阳公主兵合,徇鄠下之。”——《新唐书》“丁卯,以师渡渭川,畧定鄠杜。”——《册府元龟》

从记载可以看出这场战斗主要是由何潘仁指挥(此时,李三娘的军队几乎可以说就是何潘仁的军队,她和马三宝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从史书记载看,何潘仁虽然有“杀行人”的劣迹,但好歹能听长史李纲的谏言,知错能改。

“(何潘仁)劫前尚书右卫李纲为长史。”——《资治通鉴》“上(李渊)骂之(李纲)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乃耻为朕尚书邪!且方使卿辅导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纲顿首曰:“潘仁,贼也,每欲妄杀人,臣谏之即止。为其长史,可以无愧。””——《资治通鉴》

李神通则起到比较次要的作用。此后,李神通也基本上就是在太平宫或者鄠县留守,不曾出征在外。

之后李世民的话亦可作为李神通只是旗帜人物,并不亲自参与军事的证据:

上(李世民)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旧唐书》

此时,鄠县县令是独孤怀恩,杜县县令不明。

“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怀恩幼时, 以献皇后之侄,养于宫中。后仕为鄠县令。高祖平京城,授长安令。”——《旧唐书》

在正式起兵之前,李三娘已经在独孤怀恩眼皮底下做了很多“造反举动”,而独孤怀恩并没能抓住她。从史书记载看,独孤怀恩的军事能力也相当一般,一生没有一场胜仗:

“时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而义节文吏怯懦,频战不利。高祖遣怀恩代总其众。怀恩督兵城下,为贼所拒,频战不利。”——《旧唐书》“高祖遣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攻崇茂。宋金刚潜兵来袭,诸将尽没。君宝与开府刘让亦同陷于贼中,遂泄怀恩之谋。既而怀恩逃归,高祖复令率师攻蒲州。唐俭在贼中,说贼将尉迟敬德,请使让还,连和罢兵,遂使发其事。会尧君素为其下所杀,小帅王行本以蒲州降,怀恩勒兵入据其城。高祖将济河,已御舟矣,会让至,乃使召怀恩,怀恩不知事已泄,轻舟来赴。”——《旧唐书》

5、戏下之盟

略定鄠、杜后,局势稍稍稳定,但何潘仁麾下数万人马,不能一直“姓何”。对一个集团首领来说,培植嫡系和制衡部下都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李三娘立刻作出决策,让马三宝去游说其他分散在各地的盗贼首领。

其中几位实力较强的分别是丘师利、丘行恭、李仲文、向善志。

丘师利又名丘师,字行则,是隋炀帝时期的千牛卫。

“君讳师,字行则,河南洛阳人也......大业元年,以千牛入侍,国华朝彦,方膺斯举;雄图日益,壮思弥登。寻值百六道终,九州幅裂。奔鲸失水,跃龙将飞。公鞠旅豳岐,屯兵泾渭。”——《大唐故郿城县开国公丘府君之墓志铭》

丘行恭是丘师利的弟弟,隋末与哥哥一起在岐、雍一带割据,兄弟俩麾下共有一万人。

“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于岐、雍间。有众一万,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盗不敢入境。”——《旧唐书》

从他“吃人心肝”的记录看,他性情暴烈,非常难以驯服。李三娘能收降他,必有过人之处。

“右武侯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资治通鉴》

在收降丘氏兄弟后,他们所占据的郿县也被李三娘正式纳入势力范围。

李仲文是隋末群雄之一李密的叔叔,在郿县一带割据,麾下有四五千人。

“(李)仲文则魏公(李)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郿县之间,众将四五千。”——《大唐创业起居注》

向善志在盩厔一带割据,麾下也有数千人。

“盩厔贼帅何潘儿、向善志等,亦各率众数千归附。”——《大唐创业起居注》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小股盗贼首领,也被马三宝一并说降。所有人率部来到戏下,宣告结成同盟。

“(马)三宝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旧唐书》“别部贼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持所领会戏下。”——《新唐书》“三宝自称总管,抚接群盗,兵至数万。”——《旧唐书》

自此,李三娘麾下人马在何潘仁部的基础上,又增加数万。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时,虽然诸贼帅一致宣誓归顺,但李三娘还来不及建立足够的威信。也就是说,此时的戏下联军只是松散联盟的状态,缺乏嫡系部队的李三娘亦只是名义上的主帅,无法有效管束诸贼。若后续处理不好,戏下联军极有可能演变成“各自为政”的状态,最终变成一盘散沙。

贼帅们对隋朝各有各的仇恨。而此时的李三娘大概也已经知道李家祖坟被挖,李智云被杀的事。

“(李)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资治通鉴》“智云本名稚诠,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旧唐书》“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隋大业末,从建成寓河东。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新唐书》

三娘的妹夫段纶也在蓝田宣告起兵,麾下有一万余人。

“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资治通鉴》

进军长安之前,史书并未记载段纶参加过哪场攻城战,所以,他的军事活动应该也是以守御为主。

6、血战关中

从上面的地图可知,戏下之盟后,隋都以南已全部成为李三娘等人的势力范围。

而留守隋都的卫玄(字文升)、阴世师、骨仪自然不能容忍李三娘继续坐大,多次派兵征讨。李三娘指挥马三宝、何潘仁,将隋军一次次击退。

“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三宝、潘仁屡挫其锋。”——《旧唐书》“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败。”——《资治通鉴》“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杨)侑以拒义师。”——《旧唐书》

由前文已知,马三宝、何潘仁都是总管,率众各成一部,谁也不能号令谁。难道他们各自为政吗?显然,必有一个总主帅坐镇后方,同时指挥他们。这个人,正是“亲执金鼓”的李三娘。

自古以来,金鼓便是三军总帅用以号令全军的器物。

“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旧唐书》“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左传》

从史书记载看,此时,马三宝应该是丘、李、向等“群盗”的总管,何潘仁仍带领自己的数万人马,而李三娘是马三宝、何潘仁二人的直属上司,也是三军总帅。戏下之盟初期,马三宝并无多少嫡系,故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李仲文、向善志、丘氏兄弟等“群盗”是在马三宝领导下,共同参与抵抗隋军的自卫反击战。

此时,在留守隋都的人里,身份最高的是代王杨侑。但杨侑年纪尚幼(仅有十二岁),能力也非常有限,实际上并不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

“少帝(杨侑)年未胜衣,不经师傅,长于妇人之手,时事茫然。”——《大唐创业起居注》

实际处理军政要务的是卫玄、阴世师和骨仪。他们和之前的独孤怀恩不同,绝非等闲之辈。

卫玄曾经亲征高丽、平过杨玄感叛乱:

“大业八年,转刑部尚书。辽东之役,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率师出增地道。时诸军多不利,玄独全众而还。拜金紫光禄大夫。”——《隋书》“会杨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关,议者恐崤、函有伏兵,请于陕县沿流东下,直趣河阳,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计非竖子所及。”于是鼓行而进。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于是遣武贲郎将张峻为疑军于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战且行,屯军金谷。时众寡不敌,与贼频战不利,死伤大半。玄感尽锐来攻,玄苦战,贼稍却,进屯北芒。会宇文述、来护儿等援兵至,玄感惧而西遁。玄遣通议大夫斛斯万善、监门直阁庞玉前锋追之,及于阌乡,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隋书》

阴世师也曾抵御外敌,并剿灭过很多盗贼:

“先是,吐谷浑及党项羌屡为侵掠,世师至郡,有来寇者,亲自捕击,辄擒斩之,深为戎狄所惮。”——《隋书》“于时盗贼蜂起,世师逐捕之,往往克捷。”——《隋书》

骨仪担任京兆郡丞,主要负责政事:

“骨仪性秉刚鲠,有不可夺之志。开皇初,为侍御史,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隋炀帝嗣位,迁尚书右司郎。于时朝政渐乱浊,货赂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隋炀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弥著。”——《隋书》

而且,他们手中的兵力也不可小觑。按《册府元龟》记载,直到李家合攻长安城的时候,卫玄、阴世师麾下还有十万精兵。十万只是精兵的数量,其他普通士兵与非战斗人员还没有统计在内。

“初帝之趣司竹也,留刘弘基、殷开山屯长安故城。隋人出争利,纵兵击却。自是之後,京师留守卫文升阴帅精兵十万,闭门城守,不敢拒战。帝进屯金城坊。及大军围京城,自朱雀门及仓城并帝所部,连营以围之,京师平。”

可知,在戏下之盟初期,长安守军的兵力只会更多。那么,在此时,李三娘的实力如何呢?论数量,李三娘麾下所有人还不及长安城内的精兵。她麾下士兵的军事素质良莠不齐,论兵员质量,也远不及长安守军。且此时,李三娘对新招募的贼帅还缺乏有效控制。出乎意料的是,在以多打少,以精打杂的前提下,这样的两位良将,却在李三娘手底下连连落败。由此,可见李三娘知兵善战,颇有军事天赋。通过这些胜绩,李三娘逐步在戏下联军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进一步加强了对各路贼帅的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李三娘并没有与驻守潼关的屈突通交战过。与他先后交战过的是李渊、刘文静、长孙顺德、孙华、史大柰。

“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将骁果数千人夜袭王长谐等营,长谐等战不利,孙华、史大柰以游骑自后击显和,大破之。”——《资治通鉴》“(长孙顺德)寻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每战摧锋。”——《旧唐书》“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资治通鉴》

李渊父子的对手实力如何呢?据记载,屈突通麾下有数万骁果军,霍邑守将宋老生麾下则有两万精兵:

“代王(杨)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李)渊。”——《资治通鉴》

自太原起兵起,到入关中止,屈突通在李渊父子的对手中,是实力最强劲的一个。但相比于长安守军十万以上的精兵,屈突通麾下人马的数量仍然要少许多。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已拥有三万以上的士兵:

“癸丑,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移檄郡县,谕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帅其众以从。”——《资治通鉴》

而直接与长安守军对抗的李三娘,麾下最初只有数百人,基本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以可知,在李家所有人中,李三娘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最大的。

7、西渡渭水

经过连连激战,卫玄、阴世师领导的隋军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李三娘乘胜追击,率众渡过渭水,进一步拿下隋都以西的盩厔、武功、始平:

“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旧唐书》“因略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新唐书》

攻下盩厔后,她还做了一件事情——招抚当地道士岐晖(后改名平定)。

“唐高祖皇帝初起义兵於晋阳,帝女平阳公主,柴绍妻也,亦起兵应帝,屯於宜寿宫。晖逆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混元圣纪》

李三娘的屯兵地——宜寿宫位于盩厔县南三十里。

“宜寿宫,在(盩厔)县南三十里。周、隋时建。”——《方舆纪要》

在连下三县之后,李三娘又收编七万人马,威震关中。

“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旧唐书》“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新唐书》

需要注意的是,按史书记载,这七万只是新来归附的那批人,而不是李三娘的全部人马。

九月庚申,李渊率军渡过黄河。

“(617年9月)庚申,高祖率军济河,舍于长春宫。”——《旧唐书》

李三娘得知后,就派出使者,把自己的战果告诉父亲。

“公主令间使以闻,高祖大悦。”——《旧唐书》

而她和李神通、段纶分别有各自的使者,这可以证明她有独立的领导权,不附属于叔叔。

“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资治通鉴》

勒兵七万,威震关中,是李三娘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自此,她在关中已经站稳脚跟。这期间,她还有意识地从麾下所有人中拣择出万余精兵,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后来号称娘子军)。这标志着她已经成为联军中说一不二的人物。此后无论是麾下兵力,还是兵员质量,贼帅中都无一人能超越李三娘。

这期间,李三娘的部将丘行恭还取下了扶风:

“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丘)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旧唐书》

根据这段记载,丘行恭是在取下扶风后才去参见李世民的。所以在取扶风时,他仍算李三娘麾下一员。从“谒太宗于渭北”看,早在李世民渡河前,扶风城便已被丘行恭取下。

扶风亦是战略要地,相对周边地势较高,易守难攻。三国时期,郭淮就建议防守北原(扶风附近),以防诸葛亮断陇(切断关中与陇西的联系):

“(郭)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三国志》

而在李渊占领长安后一个月,薛举之子薛仁杲也曾率众攻打扶风:

“(617年12月)仁杲寇扶风,汧源贼唐弼拒,不得进。”——《新唐书》

若之前李三娘部没有攻下扶风,长安以西就缺了重要屏障,薛举很有可能直逼长安。《旧唐书》云:

“(薛)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会义兵定关中,遂留攻扶风。”

自此,关中势力除孙华(直接归顺李渊)外,均被李三娘纳入麾下。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项羽就是因为放弃关中,才招致失败的结局。李唐之所以能立国,乃至于统一天下,定都关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上文可以看出,薛举到扶风的时间和李渊入长安的时间只差一个月,如果李三娘没有拿下关中,李家军进入长安的速度就会变慢很多,有可能,长安就会被薛举率先抢下。所以,李唐基业,李三娘居功至伟。

但很快,她麾下的绝大多数军队就都被李渊转拨他人。

在李渊渡河之前,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的所有军队就都被他拨给了李世民:

“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其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资治通鉴》“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则魏公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郿县之间,众将四五千。盩厔贼帅何潘儿、向善志等,亦各率众数千归附。宜君贼帅刘旻、又率其党数千人降。帝并以不次封,遣书劳之,仍令各于当界率众,便受敦煌公部署。”——《大唐创业起居注》

在由守转攻后,李、向等盗贼分别找李渊请降,正式归降之后,他们就不再听从马三宝调遣,具有相对独立性。

其他军队则在姐弟渭北会师后,由李世民分拨给柴绍和马三宝:

“既入关,平阳公主以司竹之军来会,命绍及马三宝分统其众。”——《册府元龟》

最初,何潘仁麾下有数万人,到了此时,却只剩数千人。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和隋军的战斗中损失不少,而李三娘应该也在其中有意识地拣择过精兵,以充实自己的嫡系势力。

“长安以西城邑多为(何潘仁)所破。”——《册府元龟》

可知,何潘仁是李三娘赖以攻城略地的主力悍将,在攻打盩厔、武功、始平的战斗中,应该也是由他担任先锋。

李渊渡河之后,让柴绍在华阴迎接李三娘。此时,法理上仍归李三娘统辖的,就只有万余精兵了。这万余精兵,就是后来的“娘子军”。而其他的,实际上都已归他人所有,只是因为他们还未到达司竹,才仍由李三娘“代替”统率。

“及义军渡河,(李渊)遣绍将数百骑趋华阴,傍南山以迎公主。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李世民)军会于渭北。”——《旧唐书》“帝度河,绍以数百骑并南山来迎,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李世民)会渭北。”——《新唐书》“李氏将精兵万馀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资治通鉴》

之后,李三娘率领一万精兵到达渭北,与李世民会师。会师后,她组建了自己的幕府,并与李世民一起参加接下来的所有军事行动。

“(置幕府后)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旧唐书》“(置幕府后)分定京师,号“娘子军”。”——《新唐书》

以下是从渭北会师到长安城破,李世民参与的所有战斗:

“太宗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计,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自托焉。师次于泾阳,胜兵九万,破胡贼刘鹞子,并其众。留殷开山、刘弘基屯长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顿于阿城,获兵十三万。长安父老赍牛酒诣旌门者不可胜纪,劳而遣之,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寻与大军平京城。”——《旧唐书》 “遣敦煌公率统军刘弘基、长孙顺德、杨毛等诸军数万人,往高陵道,定泾阳、云阳、武功、盩厔、鄠诸县等,慰抚使人掾殷开山等受节度焉。”——《大唐创业起居注》“乙亥,敦煌公至盩厔,所过诸县及诸贼界,莫不风驰草靡,裹粮卷甲,唯命是从......令敦煌公率新附诸军,自鄠县道屯长安故城。”——《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世民定渭北,平泾阳、云阳,攻打长安,李三娘与麾下一万精兵皆有参与。

前文已经说明,盩厔、武功、鄠县已被李三娘先行攻克。所以,李世民前来,只是代表李渊,对这些地方正式宣告接管而已。

李三娘带着李世民前往司竹,接收驻扎在司竹的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部:

“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顿于阿城,获兵十三万。”——《旧唐书》

那么,是否在此时,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麾下人马已增至十三万?

《册府元龟》叙李世民“趣司竹”事如下:

“(李世民)师次於泾阳,胜兵九万。胡贼刘鹞子拥兵而至,未即归款。太宗亲率精骑袭击破之,遂并其众。因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归附之众顿阿城,获兵十三万。”

《资治通鉴》云:

“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帅众从之,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资治通鉴》

从《册府元龟》看,李世民一直都是带着兵行进的,并没有脱离大军独自行动。结合前文史料,李、何、向在受李渊命令,正式归附李世民时,麾下部曲分别只有数千。所以,当时的真实情况应该比较符合《资治通鉴》的记载,即十三万是李世民麾下兵士数量(破刘鹞子后)和李、何、向麾下兵士数量的的总和。“趣司竹”一事大致如下:李世民在到达泾阳的时候,麾下有九万人,破刘鹞子后,麾下又增加一些人(具体数目不明),再然后到达司竹,他麾下便有了十三万兵。由前文可知,丘氏兄弟在李世民到渭北时,便已率部谒见,宣告投诚。所以在李世民“师次於泾阳,胜兵九万”时,这九万是包含丘氏兄弟与窦璡的人马的,从李三娘与柴绍对置幕府看,实际上,就连李三娘本人也已成为李世民的下属。其一万嫡系,自然也包含在李世民的九万人马之中。

如此,李三娘麾下到底有多少人,便也豁然开朗:

在攻破盩厔、武功、始平之前,李三娘麾下兵力构成主要是何潘仁的数万、丘家的一万、李仲文的数千、向善志的数千。虽然李三娘和马三宝均有嫡系,但数量不多。而在攻破三县后,何潘仁部锐减到数千,李仲文、向善志部人马数没有显著变化,新增的七万,则大多由马三宝直接统辖,驻扎在司竹竹林宫,亦有小部分被李三娘充作嫡系。马三宝、何潘仁、丘氏兄弟、李仲文、向善志及其他关中群盗的人马再加上李三娘的一万嫡系(即后来的娘子军),便是李三娘全部的人马。何、李、向部加在一起大约两万,丘氏兄弟共有一万,且在攻略扶风后,收降窦璡部。窦璡部在扶风城破前,便已有数千人归降丘行恭,城破后,归入李三娘麾下的人马必然更多。以上人马再加上马三宝麾下数万、李三娘嫡系一万,便是李三娘全部的人马。

综上可知,早在李世民渡河前,李三娘麾下全部人马就已达十余万,比李世民破刘鹞子后的直属兵力多出较多。那么,李世民的队伍里,有多少是他自己招的呢?已知到达泾阳时,李世民麾下共有九万人。而在此之前,丘氏兄弟、窦璡的人马与李三娘的一万嫡系都已归入李世民的麾下。据此计算,李世民自己所收的部曲约有六万余人。何、李、向的两万部曲则是在李世民到达司竹后,方才正式归入李世民麾下。

前文已述,李三娘麾下军队除娘子军与丘、何、李、向部仍由原主统辖外,其余均在李世民到达渭北后,被他下令分拨给柴绍、马三宝二人。李世民到达竹林宫后,马三宝的数万人正式宣告归顺:

“太宗至竹林宫,三宝以众数万诣军门进谒,从平京师。”——《册府元龟》

而柴绍一直以来也是李世民的部下:

“太宗拜右军大都督,以(柴)绍为长史。”——《册府元龟》

至此,李三娘部所有人均正式归入李世民麾下。

8、从平长安

在李家数十万军队对长安形成合围后,长安城已是四面楚歌。此时卫玄已经下野,只有阴世师、骨仪还在率众做最后的抵抗。起初,骨仪并不干预军事。但在卫玄称病引退后,他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守城重任,协助阴世师处理防务。

“(阴世师)寻迁左翊卫将军,与代王留守京师。及义军至,世师自以世荷隋恩,又籓邸之旧,遂勒兵拒守。月余,城陷。”——《隋书》“刑部尚书卫玄兼领京兆内史,颇行诡道,辄为骨仪所执正。卫玄虽不便之,不能伤也。唐国公(李渊)兵至,而卫玄恐祸及己,遂称老病,无所干预。骨仪与阴世师同心协契,父子并诛,其后遂绝。”——《隋书》“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年老,闻渊兵向长安,忧惧成疾,不复预事,独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奉代王侑乘城拒守。”——《资治通鉴》

诸史书也都详细记载了李家军合破长安的过程。

“冬十月辛巳,帝(李渊)至灞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等二公诸军二十余万众会焉。帝勒诸军各依垒壁,勿入村居,无为侵暴,若无兵者,恭以俟命。代王与留守卫文升、阴世师等,以义兵多而且肃,不令而齐,门防转严,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绝。帝虽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夹辅之意,愚人俗吏,不达变通,暗于事机,往而无报。如此,向经旬日,诸将相率启帝曰:“京城不启,此是隋运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复。违天弃日,劳师费粮,坐守愚夫,恐非长策。请进围之,以观其意。”帝曰:“兵缠象魏,矢及黄屋,人其谓我何哉?”诸将对曰:“无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义兵已定关中,来争形胜,请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报。京兆旧贼帅等,并以家近帝城,不预元従,耻无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虑其轻脱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为之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主之。城中见而失色,更无他计,惟冀屈突及东都救援而已。甲午,关中群帅等,各请率骁锐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时帝在春明门外,闻而驰入,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甲辰,诸军各竞造攻具以临城,帝又未之许。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请曰:“太原以来,所过未尝经宿,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帝曰:“强弩长戟,吾岂不许用之。所冀内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诸公从民所欲。然七庙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惊犯。”乃下教:“有违此者,罪及三族。”于是诸军各于所部营分角,修攻战之具。云梯竞耸,楼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绕京竹木,歼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军人勿杂,勿相惊恐。太仓之外,他无所干。吏民安堵,一如汉初入关故事。代王先在东宫,乃奉迎居于大兴后殿。是日,帝还移营舍于长乐宫浐川上。”——《大唐创业起居注》“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谕以匡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旧唐书》“初帝之趣司竹也,留刘弘基、殷开山屯长安故城。隋人出争利,纵兵击却。自是之後,京师留守卫文升阴帅精兵十万,闭门城守,不敢拒战。帝进屯金城坊。及大军围京城,自朱雀门及仓城并帝所部,连营以围之,京师平。”——《册府元龟》

由《册府元龟》的记载可知,此时长安守军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精兵便有十万。李世民部屯兵金城坊,李三娘也率娘子军一同来此,共攻长安。在诸营同修攻战之具时,娘子军必然也有所参与。长安攻城战并不是一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斗,足足打了一个月,关中义军首领孙华便在此战中流矢而死。

“甲辰, 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孙华中流矢卒。”——《资治通鉴》

长安城破后,卫玄免于一死,被放归家,但在同月病逝。阴世师、骨仪被处斩。

“月余,城陷,(阴世师)与京兆郡丞骨仪等见诛,时年五十三。”——《隋书》“义师入关,(卫玄)自知不能守,忧惧称疾,不知政事。城陷,归于家。义宁中卒,时年七十七。”——《隋书》“卫文升先已病死,以阴世师、滑仪等拒义兵,并斩之。”——《旧唐书》“先是,隋主以枭灭作逆,掘其坟垄而洿其室,阴世师、骨仪等遂以为恒准,乃令京兆郡访帝之五庙茔域所在并发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并命陇西公斩于朱雀街道,以不从义而又愎焉。”——《大唐创业起居注》

长安既破,必定是粮草已绝。之前,李三娘多次击败长安守军,定使他们消耗了许多本不必消耗的军需物品,一定程度上,也将李家军攻陷长安所需的时间缩短许多。

之后,李渊拥立新天子,为将来登基做准备。

“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甲子,隋帝诏加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以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为齐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长史、司录已下官僚。”——《旧唐书》“十月辛巳,高祖至长乐宫。时京师留守卫文升、阴世师挟代王以拒义师。京师平,先命主符郎宋公弼收隋图籍。戊午,以右卫将军阴世师多黩货、京兆郡丞滑仪性苛酷有害于政,并斩之,以谢关中,连坐者十余人。癸亥,率百僚备法驾尊代王(杨侑)为天子,大赦,改元义宁。”——《册府元龟》

次年五月,李渊接受杨侑禅让,正式登基。

“(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高祖自长乐宫入京师,至朝堂望阙而拜。天子以高祖为丞相、录尚书事、假黄钺,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相府,万几悉委焉。(二年)三月戊辰,诏唐王备九锡之礼。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磬宫、悬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五月,遂受隋禅。”——《册府元龟》

9、娘子余烈

大唐开国后,李三娘被封为平阳公主,因为独有军功,日后每次接受赏赐,都与其他公主不同。

“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旧唐书》“帝即位,以功给赉不涯。”——《新唐书》

而在攻破长安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李三娘参与战事的记录。可知在此后不久,娘子军就彻底收归国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武德二年,李渊置十二军,对现存的所有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其中应该就包括娘子军:

“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新唐书》

马三宝先后受封左光禄大夫、太子监门率,并成为其中一军平道军的主将,之后也继续为大唐征战:

“唐公济河,授三宝左光禄大夫。秦王至竹林宫,三宝以兵诣军门谒,遂从平京师,拜太子监门率。”——《新唐书》“马三宝为太子监门率,领平道将军。”——《册府元龟》“别击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破之。从平薛仁杲。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名王,俘执数千,以功封新兴县男。”——《新唐书》

何潘仁先后受封左屯卫将军、上柱国、盩厔县公,于武德二年战死在司竹。

“高祖入关,即授上柱国,封盩厔县公。潘仁驰来谒见,高祖大悦。”——《册府元龟》“(武德二年二月)乙卯,左屯卫将军何潘仁及山跋张子惠战于司竹,死之。庚申,骁骑将军赵钦、王娑罗及山贼战于盩厔,死之。”——《新唐书》

何潘仁在平阳公主领导下势如破竹,从无败绩,后来却死在起兵地司竹,死在一伙小贼手里。可见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比将才更重要的,是帅才。

平阳公主亲自驻扎关中时,“远近咸附”,“威震关中”。率娘子军带李世民部到盩厔时,

“所过诸县及诸贼界,莫不风驰草靡,裹粮卷甲,唯命是从。”——《大唐创业起居注》

可在长安平定,平阳公主解去兵权后,她所攻下的旧地却立刻乱了起来。武德元年,韦云起上书说:

“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盩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旧唐书》

这说明,关中诸地的太平并非自然而然。盗贼们是慑于平阳公主的威名,才不敢有非分之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阳公主解去兵权后,关中的动乱也曾束住李世民的手脚,让他无法一鼓作气剿灭薛举。由下文可知,在发生于617年12月的那场扶风之战中,薛举于陇坻战败后,已有投降打算。

“会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大破其众,追斩万余级,略地至于陇坻。”——《旧唐书》“太宗帅师讨败之,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而还。(薛)举又惧太宗逾陇追之,乃问其众曰:”古来天子有降事否?””——《旧唐书》

李仲文先后受封太常少卿、并州总管、真乡公,直接受李渊指挥,武德四年去世。

“(刘)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虵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旧唐书》“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旧唐书》“真乡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骑千余助为声援。”——《旧唐书》

丘师利先后受封左光禄大夫、郿城县公、扶风道招慰大使,以后跟随李世民作战。贞观十四年去世。

“义宁元年十一月,于长乐宫奉见太武皇帝(李渊),蒙授左光禄大夫、郿城县开国公,食邑千户。于时秦陇蜂飞,泾宁蚁聚,各相吞噬,未慑皇威。以公为扶风道招慰大使,阐风扬教,咸喜来苏。”——《大唐故使持节都督冀深贝宗四州诸军事冀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郿城县开国公丘公墓志并序》“加公柱国、左骁卫将军。今上地居当璧,树德在田,广引群英,旁招儁乂,以公为左二护军,董统鹰杨,参筹帷幄。薛举狂悖,武周跋扈,世充僭逆,建德窥窬,黑闼凭陵,员朗肆暴,各骋雄武,竞思逐鹿。今上禀律专征,援麾薄伐,长辔远驭,东亘沧海之表;密纲遐张,西罩流沙之外。元戎所加,冰泮几解。加公上柱国、左监门将军。冀方形胜,地接燕胡。招儁抚纳,维良斯俟。除公使持节、都督冀深贝宗四州诸军事、冀州都督。宣猷千里,布政六条。易俗移风,治烦求瘼。嘉声令誉,简在帝心。主上宾于四门,龙飞九五,加公散骑常侍,改都督为刺史,增封三百户,并前一千三百户。既而任远亲老,思展扶侍,表请还京,终其孝道。骖騑载驰,士女追送,再临无冀,一借难期。公时年将指使,心勤就养,温清朝夕,孜孜弗怠。岂图风树不静,霜草易零;逝水靡留,隙驹难驻。哀缠孺慕,痛心触目。鑚燧屡改,新馨频登。缞服外除,内疚未歇。方冀神道福仁,永作台辅。憖遗不验,兴善无徵,气疾弥留,奄臻大渐。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薨于雍州长安之第,春秋六十有二。”——《大唐故使持节都督冀深贝宗四州诸军事冀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郿城县开国公丘公墓志并序》

丘行恭受封光禄大夫,以后跟随李世民作战。

“行恭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旧唐书》“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勋,授左一府骠骑,赏赐甚厚。隐太子之诛也,行恭以功迁左卫将军。贞观中,坐与嫡兄争葬所生母,为法司所劾,除名。因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将军。高宗嗣位,历迁右武侯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寻请致仕,拜光禄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赐温明秘器,陪葬昭陵。”——《旧唐书》

平阳公主麾下诸将各有各的去处,她就是想继续领兵作战,也只能做个光杆司令了。李渊多次赏赐她,也可以证明武德年间的她就在长安。

但据最近出土的《大唐平阳公主典府故王相贵之铭》,虽然平阳公主在武德年间已无军权,其幕府依然得到保留。

唐朝公主一般无权开府,只能有邑司:

“公主邑司,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公主邑司官各掌主家财货出入、田园徵封之事。其制度皆隶宗正焉。”——《唐六典》

由上文可知按唐朝定制,公主是不应该拥有典府的。事实上,只有亲王才有此权利。

“亲王国:国令一人,从七品下;大农二人,从八品下;尉二人,正九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卫八人;舍人四人;学官长一人;食官长一人,丞一人;厩牧长二人,丞二人;典府长二人,丞二人。国令、大农掌通判国司事。国尉掌分判国司事。国丞掌付事勾稽,省署钞目,监印,给纸笔事。典卫掌守卫居宅事。舍人掌供引纳驱策事。学官掌教授内人事。食官掌营造膳食事。厩牧掌知畜牧牛马事。典府掌知府内杂事。”——《唐六典》

可以看出,平阳公主在大唐开国后确实得到了超出其他公主的待遇。623年,平阳公主去世,并开了妇人下葬使用卤簿的先例。623年2月12日,平阳公主的葬礼正式举行。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阳公主葬。”——《唐会要》“(武德)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 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 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 ”——《旧唐书》“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 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新唐书》“高祖登位后,封平阳公主。号娘子军,克著勋绩。妇人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独异志》“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后有之。卤簿本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功,乃得给。”——《山西通志》

平阳公主的一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后人对她的评价。

二、后人对平阳昭公主的评价

1、“妇人无鼓吹”

平阳公主去世后,李渊准备给她办一场特别的葬礼,却遭到反对。太常说:

“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旧唐书》

但实际上,唐朝以前的妇人不仅能有鼓吹,还能领将职。陈朝中郎将——冼夫人就有鼓吹。而且是在生前:

“诏使持节册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隋书》

即便在生前赐予鼓吹,也没有问题。而且这也是早有先例,于史有据的事。

且鼓吹也并非只有女将军才能拥有,刘宋的山阴公主也有:

“帝乃为主(刘楚玉)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侯,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宋书》

李渊说:

“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旧唐书》

一锤定音,任何人不敢再有异议。

周之文母一般认为是周武王之母——太姒,一说为周武王之妻邑姜(此为朱熹观点。朱熹觉得“九人治外,邑姜治内。”)。但无论是谁,性别为女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文母,其他九位能臣分别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

《太誓》中,周武王曾说:

“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乱本作“乿”,而“乿”正是古代的“治”字。乱臣是治世能臣的意思。

可以看出,周武王时期,贬抑女性的传统还未形成。他也并未因文母只承担“主内”之责,就用歧视的眼光看待。能正确认识“主内”的作用,即便在现在,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李渊等于直接将女儿在大唐的地位与太姒在周朝开国时的地位相提并论了。但遗憾的是,后来,鼓吹的意义便被淡化,不再具有军事意涵。施厚羽博士说:

“中宗朝以后出现不少国、郡夫人葬礼用鼓吹的例子。鼓吹作为葬仪,最初多授予武臣,到文臣亦能用之,再扩及一定品级的命妇,显示使用对象扩大,并且性别分界被消除。对于唐代部分知识菁英来说,女性绝不可以碰触与军事文化有关的物件。”——《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可知在当时,许多士子看不惯平阳公主拥有鼓吹,却又不敢对李渊有异议,便通过消除鼓吹的军事意涵,达到让“女性绝不可以碰触与军事文化有关的物件”的目的。

事实上,平阳公主葬礼规格之高,不止体现在鼓吹上,还体现在“薨”字上。

在《御批通鉴纲目》中,编写《考异》部分的汪克宽对“薨”提出异议,认为公主不能用此字:

“《提要》薨作卒。按《纲目》,唯太妃书薨,贵妃公主并书卒。此当从《提要》为正。”

但编写《书法》部分的刘友益认为既然《旧唐书》原文为“薨”,那就是史有明载的特恩,应该沿用。

“公主卒未有书者,此其书薨,何特笔也。其特笔何与于起义者也,非他公主比矣,故书薨。纲目自战国分主外,其书薨者非不成君,废帝废后则谥为帝为后者也,不然则帝母也,有大功公主也。唐防昌以后,方镇大臣有书薨者,误也。”

然而,在《旧唐书》问世之前,平阳公主的光芒却要黯淡许多。

2、“凭空消失”,是谁之过?

比较了解初唐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

此书记载了李渊“创业”的全过程,即大唐开国的全过程。本来,平阳公主理应名列开国功臣之中,事迹也应被详尽记载。然而作者温大雅却在书中将她完全“删除”。

他是因为没在关中,才不知道平阳公主和娘子军的存在吗?必不可能。

“先是,帝从弟赵兴公神通起兵鄠县,有众数千,闻义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则魏公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郿县之间,众将四五千。盩厔贼帅何潘儿、向善志等,亦各率众数千归附。宜君贼帅刘旻、又率其党数千人降。帝并以不次封,遣书劳之,仍令各于当界率众,便受敦煌公部署。”——《大唐创业起居注》

关中的局势与战事走向,温大雅其实是很清楚的。李神通首义的事迹与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从起兵到归顺李渊的过程,他一五一十、全部都记录下来了。

那么温大雅为何要刻意抹去平阳公主的存在?说皇帝的女儿“查无此人”,他作为一个记室,应该是没有这个胆量的。他宁可抛弃史官的基本操守也要这样做,想来,必是有人授意。至于此人是谁,其实任何史书都难以做到完全客观,通过阅读《大唐创业起居注》,明显可知,温大雅倾向于谁。

那么,唐朝的其他人对平阳公主持何态度呢?

欧阳询在书写《大唐故使持节都督冀深贝宗四州诸军事冀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郿城县开国公丘公墓志并序》时,对丘师利归顺平阳公主一事只字未提:

“寻值百六道终,九州幅裂。奔鲸失水,跃龙将飞。公鞠旅豳岐,屯兵泾渭。承间使传,接引义兵。逆竖逋诛,潜谋枭虏。义宁元年十一月于长乐宫奉见太武皇帝,蒙授左光禄大夫、郿城县开国公,食邑千户。”

李渊在发布《褒授岐平定等诏》时,也没提到自己的女儿:

“今东应义旗,西开幕府,设官分职,本在忠诚。道士岐平定,铲迹求真,销名离俗,恬淡荣利,无闷幽闲。而能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忠节丕嘉,理须标授。平定宜授金紫光禄大夫,已下并节级授银青光禄大夫,以酬其义。”

唐中宗时期的侍御史唐绍说“公主加之鼓吹,历代未闻”:

“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乐,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宠锡。假如郊天祀地,诚是重仪,惟有宫悬,本无案据。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祇;钲鼓之音,岂能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鄣之色。加之鼓吹,历代未闻。”

唐中宗神龙二年,酸枣县尉袁楚客指出时任中书令——魏元忠反对女性开设幕府:

"女在内,男在外,男女有别,刚柔分矣,中外斯隔,阴阳著矣,岂可相滥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职,非妇人之事。今诸公主并开建府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家处男职,所谓长阴而抑阳也,而望阴阳不愆,风雨无爽,其可乎?窃谓非致远之计,乖久安之策。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此之谓也。君侯不正,谁正之哉!"——《通典》

颜真卿书写《和政公主神道碑》时,将平阳公主塑造成典型的“孝女”形象:

“平阳起娘子之军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於宋公,常乐糺匡复之师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礼乐,周旋法度,躬行妇道,以懋大伦,克顺天经,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书记之所未闻,聚众美於一身,邻太虚而独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

以下是施厚羽博士对“克顺天经,光昭懿烈”的解读:

“颜氏分别给予三位公主赞言,其中,颜氏对平阳公主的评价“克顺天经,光昭懿烈”是从《孝经》而来。《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施博士又提到:

“颜氏所谓“天经”就是把平阳公主响应父亲起兵诠释为孝道,而非忠勇。虽然站在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立场,平阳公主系以娘子军闻名于史。对于八世纪唐朝人来说,神道碑的内容显示,公主在唐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功绩是孝行及对于创业的贡献。和政公主未有统军之行,因此,以平阳公主为典,应当是著眼于两人皆以孝辅助王事,参与战争。”——《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崔致远在敕书《许勍妻刘氏封彭城郡君》中,也提到平阳公主:

“以滁州剌史许勍妻刘氏,英才在授,贞节日彰,平欺后魏将军,洛阳失行;仰慕圣朝公主,司竹兴兵。一昨专命良夫,讨除叛卒,遽陈丹赤,固愿同征。手驱组练之群,远攻城垒;身脱绮罗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馀,六韬可试,岂独家之肥也,实谓邦之媛兮。”

施博士说:

“文书以潘氏、平阳公主为典,褒美刘氏又勇武又贞节,还愿意效力朝廷。”

这里的潘氏是北魏名将杨大眼之妻,善骑射、有军功,但曾出轨,“德行有亏”。

后文又提到:

“崔致远肯定刘氏身为一个儒家理想女性,完备了德、言、容、功等四德,而且身为一个有德之人,她才能够运用古代兵书《太公六韬》中的统兵之术。崔致远以六韬代指刘氏的军事能力相当特殊,因为在这两份文献以前,我们几乎很少见到用“武”来定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前期的参战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反映了“武”是一种性别化概念的一般看法。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反倒显示刘氏生活的九世纪中期,即使是女性,若有战功仍有被归类为“武”的可能性。最后,崔致远指出刘氏兼容妇德与军事才干,不只能为家庭带来荣耀,也能匡助国家。所以,刘氏比普通女人更有资格被称作理想的女人。”——《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苏冕(734年——805年)在编撰《唐会要》中高祖至德宗九朝史事的时候,对平阳公主的功绩也有淡化。具体表现在未提招降何潘仁,未提戏下之盟,也未提抵御卫玄、阴世师军进攻的自卫反击战: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义兵起,公主于鄠县庄,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间使以闻,使者至,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公主引精兵万馀,与太宗会於渭北,与其驸马柴绍,各置幕府。营中号为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於他主。及薨,追谥曰昭。”——《唐会要》

综上可知,唐朝人对平阳公主领兵一事,总体来说是带有偏见的。虽然未必直接否定,但也对其具体军功讳而不言,或者予以淡化。在这个时期,多数人笔下所描绘出的平阳公主形象,只是一个为孝顺父亲,在司竹起过兵的女子而已;而她军事能力如何,有多少战功,是不重要的。虽然崔致远同时强调了“妇德”与“武才”的重要性,但前者仍是后者的前提,若前者有失,后者必不值一提。

那么,宋元时期的士子,又是如何看待平阳公主的呢?

3、“柴氏”与被抹去的“勒兵七万”

直至初唐,女子出行仍需佩戴羃离。但到了永徽年间,女子就开始抛弃笨重的羃离,改戴较为轻便的帷帽,不再遮盖全身。

“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旧唐书》

李治对这一现象十分不满,便下诏要求妇人必须佩戴羃离,不得戴帷帽:

“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大唐新语》

直到李治时期,妇人出门戴羃离仍是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以上记载从侧面证明,平阳公主在外征战期间必是作男装打扮的。

武则天时期,女子开始大规模地抛弃羃离。李显时期,戴羃离的女性基本上就绝迹了。

“则天之后,帷帽大兴,羃離渐息。中宗即位,宫禁松弛,公私妇人,无复羃離之制。”——《旧唐书》

由开元时期女子骑马俑看,唐玄宗时期的女子,出门已经连脸都不必遮住了。

“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靗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大唐新语》“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

可知羃离之制在中唐便已消亡,宋元妇女就更不用受此束缚了。宋朝以后能征善战的女性渐多,当与此有关。

但在社会规矩日渐宽松的同时,“以夫为天”的观念和夫权的分量也不断被强化。

宋朝初年,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册府元龟》。书中将平阳公主称为“柴氏”:

“太宗以前军数万人,自渭北循三辅,所至皆下。高祖第三女柴氏,从父弟神通举义于司竹,至是以兵来会。郿贼帅丘师利、李仲文,盩厔贼帅何潘仁、向善志,宜君贼帅刘旻等,各率众数千来降。丁卯,以师渡渭川,畧定鄠杜,至于盩厔。”——《册府元龟》

北宋钱易撰写笔记小说《南部新书》时,亦称平阳公主为“柴氏”:

“(唐)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柴氏,初举义兵於司竹园,号“娘子军”,即柴绍之妻也。”——《南部新书》

黄庭坚在他的《题画娘子军胡骑后》中,直呼平阳公主为“柴氏(公)主”:

“神尧第三女,平阳柴氏主也。”

平阳公主的封地平阳郡,隋名临汾,正是其夫家柴家郡望。她得此封邑,或真有励其“从夫”之意。“柴氏”这一称呼表明,在宋朝,夫权被置于比父权更高的地位。但这种称呼并不见于当时的正史。如果要记载大唐开国前的平阳公主,就应像同时代的《资治通鉴》一样,称为“李氏”。且因李三娘是隋末唐初人,没有“柴李氏”一说(这类称呼是明朝才开始有的)。

与温大雅等唐朝士子相比,宋朝士子比较重视平阳公主的军功,并部分予以记载。

除去“高祖第三女柴氏,从父弟神通举义于司竹”外,《册府元龟》中还有如下几处提到平阳公主:

“义兵之起也,(马)三宝奉平阳公主遁于司竹,投贼帅何潘仁。潘仁谒公主,以百兵为主卫。三宝自称总管,以主之命绥辑群盗,多來归欵。略地鄠杜,有近兵一万,号为娘子军。”“及义兵起,(何潘仁)求得平阳公主而奉之,以应义师。”“(李世民)既入关,平阳公主以司竹之军来会。”“(李神通)遣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连结,潘仁奉平阳公主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鄠县,众逾一万。”

在《帝王部》、《宗室部》、《将帅部》中,李渊、李神通、柴绍、马三宝、何潘仁都有独立传记,平阳公主却没有,事迹只散见于李渊、李神通、柴绍、马三宝、何潘仁的传记当中。这证明,在作者心目中,平阳公主没有被单独立传的资格。

而且,在《册府元龟》中,平阳公主的军功也被淡化许多。之所以前文说“部分予以记载”,是因为书中只说平阳公主麾下有一万娘子军,却没有出现戏下之盟,没有出现抵抗卫玄、阴世师的多场自卫反击战,没有出现“勒兵七万、威震关中”,且将攻陷盩厔等地的功劳全部归于李世民。而且,平阳公主军和李神通军相互独立,两人也各有各的使者,何来“从父弟神通举义”?在行文时,前文的“太宗”与后文的“柴氏”,对比更是鲜明。

孔平仲撰写《娘子军》时,对平阳公主的军功记载也有缺漏:

“唐高祖之第三女,微时嫁柴绍。高祖起兵反隋,绍与妻谋曰:“尊公欲扫平天下,绍欲迎接义旗,二人同去则不可,吾独行又俱后害,未知机如何?”妻曰:“公宜速去。予一妇人,临时自为计。”绍即间行至太原投高祖。妻乃归酃县,散家资,起兵以应高祖,得兵七万人,颇多为女子,与太宗俱围京城,号曰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

这里虽然记载了“得兵七万”,却把这七万当成平阳公主麾下人马的总数,没有忠实于《旧唐书》的原文。戏下之盟、攻陷诸县、抵御卫阴之功一样不见踪影,“颇多为女子”亦是没有根据。

黄庭坚曾经得到一张平阳公主的画像,题词说:

“(平阳公主)倾家赀招南山亡命,画策授奴客,降知名贼四辈,勒兵七万,与秦王防渭水上,开幕府,可谓天下健妇。吾观伯时妙墨,想见清渭,照其军容,神尧父子皆为动色时也。”

他对平阳公主的介绍虽然简略,但比以上诸人都要完整一些,且没有着眼于“孝”,还明确肯定平阳公主的“勇健”,麾下部曲的“军容”。按施厚羽博士的观点,他就是“用“武”来定义参战女性”的人,观念相对于前代士子有明显的进步。

但与此同时,与五代时期成书的《旧唐书》相比,欧阳修等人所撰写的《新唐书》对平阳公主的记载还是能看出些微不同。

第一处不同是平阳公主对柴绍的称呼,《旧唐书》为“君”,新唐书为“公”:

“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旧唐书》“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新唐书》

“公”较“君”为尊,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在宋朝,夫权的分量被不断加强。

第二处不同是戏下之盟。《旧唐书》明确记载了丘、李、向所率部曲的数量(也就是戏下之盟后,平阳公主麾下人数增长的数量),《新唐书》则没提到部曲数量。

“三宝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旧唐书》“别部贼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持所领会戏下。”——《新唐书》

第三处不同是《旧唐书》记载了平阳公主率众抗击卫玄、阴世师部的战斗,《新唐书》无此记载:

“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三宝、潘仁屡挫其锋。”——《旧唐书》

第四处不同则是“得兵七万人”和“勒兵七万”。前一种说法是指公主在攻下盩厔、武功、始平后,麾下人马增加七万;后一种说法则更倾向于让人觉得,公主在攻下三县后,麾下全部人马只有七万:

“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旧唐书》“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新唐书》

由上文可知,《新唐书》相较于《旧唐书》,对平阳公主的军功亦有淡化。

宋、元两朝还有两首诗歌提到平阳公主:

庸将昧奇正,乘鄣罕书勋。我登夫人城,想见畚锸勤。攻瑕既遇坚,坐制乌合羣。异时古烈妇,鲜以智勇闻。褒称励愚懦,敢讽贤令君。作传续烈女,远绍子政文。壁间画葆羽,俾如娘子军。——(宋)李廌《夫人城》羌中老虎旁金地,朝接长安暮聚南山群,庞家大将不敢嗔。王氏女,在虎门。上马与联辔,下马与饮酒。老虎卧酣上马走,拔刀杀虎如杀狗。王氏女,真奇勋。锡以崇义号夫人,不数李家娘子军。——(元)杨维桢《王氏女》

两位作者分别把平阳公主与朱序母韩夫人、崇义夫人王氏作比,着眼点和黄庭坚相似,觉得他们所歌咏的对象有媲美平阳公主的军事才能、勇气和武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宋朝士子的观念有一定进步,但并不代表,在他们眼中,妇人做和男子一样的事,就是正常的。太平公主着武官衣服一事,就被欧阳修斥为“服妖”: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新唐书》

女童吴志端参加科举,朝臣亦颇有微词:

“四月十一日,臣僚言:「女童子吴志端令中书覆试。窃谓童子设科,所以旌颖异、储器业也。本朝名公儒,如杨亿、晏殊之伦,载在史册,后世歆慕。今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况艳妆怪服,遍见朝士,所至聚观,无不骇愕。尝考《礼记》,女子之职,惟麻枲丝茧、织纴组紃是务,又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志端既号习读,而昧此理,奔走纳谒,略无愧怍。其执以为词者,不过淳熙间有林幼玉一人,以九岁中选。今志端但知选就,傍附八岁申乞,不思身已长大。十目所视,其可欺乎?傥或放行覆试,必须引至都堂,观听非便。乞收还指挥,庶几崇礼化,厚风俗。若以其经国子监挑试,则量赐束帛,以示优异。」从之。”——《宋会要辑稿》

即便之前,已有数名女性在没有隐瞒女性身份的情况下,得到过受朝廷承认的官职:

“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汉书》“晋惠帝因以夫人(李秀)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嗣父佩虎符统三十七部,在职三十余年。”——《忠烈明惠夫人庙记》“诏使持节册(冼)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隋书》“许叔冀奏:"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旧唐书》

(“果毅”是“果毅都尉”的简称,是唐代折冲府的职官,执掌本府军事,地位次于折冲都尉,品位为从五品下到从六品下。)

但在当时,若有女子“侵略”男性领域,试图做官,仍然是被排斥的。施厚羽博士说:

“史家为了解释女主干政,试图在过往的历史中寻找女性侵略男性领域的例子,女性穿著有军事意涵的服饰,在史家眼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史家将女性穿著有军事意涵的衣饰视为性别越界。”——《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

那么到了明朝,又如何呢?

4、明初知县梁潜的“千古奇文”

明朝初期,有个叫梁潜的知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平阳公主》,收在他的《泊庵集》中:

“唐武德六年,平阳昭公主卒,诏加鼓吹、班剑、武贲甲卒以葬。大常奏礼:妇人无鼓吹。上曰: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成大业,岂与常妇人比乎!遂用之。梁子曰:世固有非常妇人哉,方唐主起晋阳,入关中,公主将精兵,防世民于渭北,与其夫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气槩能事隐若一奇男子,岂不非常妇人。”

此文先是介绍了平阳公主的一生,并对她的才能表示赞赏。直到这里,写得还是很好的。但接下来,他就说,公主这么能带兵,绝不是什么好事:

“然窃意非常之事不可有也,苟有之,非美事也。”

因为按《礼记》的说法,女子生来卑贱,只配生儿育女、管理家事,不应该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这是只有男子才能做的事:

“礼男子生,授之以干戈爼豆,故有事于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习之以瓦,示之以裼,卑之于地,故有闺门之修,而无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

女子善战,实在是太奇怪了。不“本分”的女子,便如同妖魔鬼怪,人人得而诛之:

“妖狐昼游,人必骇视,鬼魅夜啸,众则瞿然。曾谓妇人而夸能事于军旅,宇宙间事亦良,可怪也哉?”

唐高祖李渊居然还要奖赏这个女儿,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难道,少了这么个女子,大唐就不能立国了吗?

“高祖乃犹欲移国家有常之典,以赏此非常之怪,是高祖好怪矣。晋阳之役,独少此一女子兵耶?”

李渊开这么个头,给大唐江山带来的祸害不止一点半点:

“夫人主举措虽微,其流必至。故礼怒蟆而勇士成,市骏骨而良马得易。”

最后,梁潜做了一段总结,说正是因为李渊做了这破坏规矩法统的事,开了个坏头,唐朝的“非常妇人”才那么多。没过多少年就出来个武则天,把大唐国号都改了。

“曰:履霜坚冰,至言渐不可长也。未几而武后出,性明敏通书史,易唐祚自为皇帝,斩伐号令天下者二十余年。于是乎谓之真非常妇人者焉。而向之跨鞍对阵者又不足道也。自是终唐之世,非常妇人居多焉。”

所以,从一开始,就绝不该鼓励女性涉猎军政:

“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吾观高祖经营之初亦异哉。”

文章到这里就完了。

先不急着批判梁潜。首先探讨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到底是他的个人观点,还是社会的普遍风气?

首先要明确一点,梁潜并没有否定平阳公主的才能和功绩。他坚持的是,无论平阳公主立下多大功绩,都不应受到“有违法度”的奖赏。简而言之,就是她可以以“替父”之名暂时主持乱局,却不能以此居功,换取奖赏。毕竟,孝顺父亲怎么能要求回报呢?

若是在明朝以前,这种思想确实符合时代背景。但明朝以后,就不同了。在梁潜出生之前,西南土官女眷承袭朝廷命官就已经成为定制。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任命过女性将官:

“前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诚可嘉赏。是用锡之以衣冠,表之以显爵,仍抚其民,以遵声教,特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仰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称朕一视同仁之意。”

他任命的奢香亦是颇有政绩的命官:

“奢香者,霭翠妻也。翠仕元为行中书左丞,明洪武四年,与同知宋钦归附,以翠为贵州宣慰使,钦副之。翠死,奢香代立。”“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

她们得到的,远比鼓吹多得多。大明江山因此灭亡了吗?没有。可见,梁潜的思想,不仅从现代的角度看充满偏见,从当时的角度看,也落后于时代。

在梁潜去世之后,仍有许多女性朝廷命官陆续出现。明末,甚至出现了非土官出身的女性命官。

例如高关索被允许和男兵一起作战,并被任命为火器千总:

“其后父卒,无充军者,索买一妇经营其家务,竟代父职。索躯长伟,多力善射,当事者试以弓马、火器诸务,悉中。窍防牛成虎围灵州,索随众守城,贼作云梯鱼贯而上,众惊惧,索为火筒烧之,贼不得上,且乘间更焚其梯,灵城保全,火器之力居多。后宁夏总兵劄授火器千总。”——《甘肃通志》

沈云英被任命为游击将军、道州守备:

“其授云英游击将军,仍代其父湖广道州守备,领其军。”——《道州死事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人对平阳公主的评价也开始改变。

5、“第二性”与“第一性”——明清士子、才女对女杰的不同看法

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明清的文化也日渐繁荣。在嘉靖之前,出版业仍是模仿宋元风格,以官刻为主。所以,受此限制,女性没有太多机会发表并传播自己的作品。但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版型,书坊盛行,人们的作品有了更广泛的传播渠道。这样,不止男子可以著书立说,女性也开始大规模地发表并出版作品,并流传后世。通过女性所写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评价同一个人时,她们的观点与男性士子存在怎样的差异。

从清朝才女王采薇《木兰词》看,性别平权意识已在当时女性中间萌芽:

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女生当悬弧,女足亦莫双行缠。不见木兰女,代爷征可汗。出门望行尘,日色青漫漫。顾笑诸少年,泣行何汍澜。流尘凝双眉,飞露缀两肩。闺中何能贵,不及铁衣锦鞯黄金鞍。闺中何能豪,不及衔霜度雪听风湍。蛇矛丈八气决前,精感白日昏沙烟。生还见天子,天子动色言。腰金佩玉作纤步,绰约顾影惊千官。上堂拜父母,父母疑重看。开帘觅我故时镜,手脱长剑分双鬟。君不见,东家女儿好颜色,朝贫穿针暮贫织。西家女儿衣盈箱,自矜嫁得金龟郎。男儿封侯妾何有?要取黄金自悬时。

王采薇书写木兰,是要表达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对实现抱负的渴望。而士子笔下的木兰,是什么样呢?

是通过拼命奉献向原生家庭证明自己“与男同”的“孝女”:

“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木兰能承父母颜,却卸巾鞲理丝簧。昔为烈士雄,今为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韦元甫《木兰歌》

是为了保存贞节而自杀的“烈女”:

“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毫之谯人也。世传: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嬴,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胄,鞬 ,操戈跃马,驰神攻苦,钝剉戎阵,胆气不少衰,人莫窥非男也。历年一纪,交锋十有八战,策勋十二转。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恳奏省亲。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闺妆,举皆惊骇,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也。“——《孝烈将军两像辫正记》

在这些封建士子的视角下,木兰有多强的能力,立下多少军功,是不重要的。她值得夸赞的品质,只有孝顺、贞烈这种男权社会喜欢的、无私利他的品质。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明朝士子吴震元认为,如果“木兰想要尚书郎”,也并不是不行:

“古今人为丈夫事而服丈夫服者,岂即丈夫哉?独以娄逞为人妖,何哉?”——《奇女子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南史》

他的这一观点,相对于前朝士子,有明显进步。这从侧面说明,女性进入男性领域获取官职,在明朝部分人眼里,已经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木兰,是因为前文已经说过,在唐朝,对平阳公主的形象塑造就是“孝女”,其内核与木兰是差不多的。而在评价平阳公主的时候,男性与女性的态度,也是有显著差异。

明朝士子冯梦龙在《智囊》中说:

“汉天子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虽然,何必颇、牧,诚得李侃妇、晏恭人以守,邵续女,崔宁妾以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公主副之,邓曼、冼氏为参军、荀崧女为游奕使,虽方行天下可也!”

清朝士子尤侗在《艮斋杂说》中说:

“古诗“军中有女子,兵气恐不扬”,其说非也......女子为将者,朱序母号夫人城,柴绍妻号娘子军,此一对也。冯宝妻冼氏号锦繖夫人,金史有绣旗女将与李全战者,亦一对也。崔宁妾募兵击杨子琳,称浣花夫人,蜀人至今祀之。明崇祯时有石蛀女将秦良玉,帅师勤王,御制诗旌之曰:“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其英风可想也。又有女子为贼者,东汉之征侧征贰,新莽之琅琊吕母、迟昭平,武周之陈硕真,文佳皇帝是也。杨姑姑二十年梨花枪又其下矣。”

这两位士子明确驳斥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观念,举出各种事例证明女将也可以有很强的战斗力。即便是那些在封建史家眼中不那么“正派”的女将,比如征氏姐妹、吕母、迟昭平、陈硕真、杨妙真,尤侗也并没有对她们全盘否定,而是一视同仁地夸赞她们的军事才能。

以下还有几首明清士子歌颂平阳公主的诗:

刺史召,君勿行。妾不知兵,能知刺史情。刺史反,君勿战。妾先请战,归与君相见。吁嗟乎!高凉娶妇得妇力,不见刺史但见贼。太原亦有娘子军,谁道军中无妇人?——(明)李东阳《高凉洗》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明)王世贞《娘子关偶成》家赀散尽招亡命,大有阿兄拨乱风。娘子军齐元帅府,唐王儿女半英雄。——(清)黄金石《平阳公主》

李东阳是对“妇人无武事”这一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娘子军没在太原活动过),黄金石是赞颂平阳公主有“阿兄之风”(李世民为平阳公主弟弟,此为讹误),王世贞则是借平阳公主事迹讽刺当朝无能男子。

那么士子们赞颂平阳公主,是为了什么呢?从以下几位士子的书写方式看,不难看出背后的动因。

为吴震元《奇女子传》作序的陈继儒写出如下文字,同情被史家抹杀、埋没的女子:

“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歾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见于学士大夫之史书及逸民遗老之笔记,犹庻几有一二存焉者。独妇人女子,生长深闺之中,沦落于山辄海曲、村墟草莽间,何限虽有奇无闻。即闻,亦不过如野烧之迹,流萤之火,若隐若现,若存若亡而已。”——《奇女子传题词》“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则亘万占常圆,而月则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正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见于杂家小说而未摽其大全者,缺之象也。冺冺汶汶晦之象也。若本无指擿,而不幸为绮语人所点缀,其蚀于太阳,翳于云雾,风雨飞流,伏匿于妖星恶曜者乎?”——《奇女子传题词》

也充分肯定平阳公主等女杰勇武善战的品质:

“长卿曰:木兰之戌,邵续女之单骑拔围,荀崧女之突围请救,李侃妇之効死完城,崔宁妾之募兵复城,朱序母之夫人城,平阳昭公主之娘子军,李昌夔妻之女队二千人。汉天子曰:朕独不得廉颇李牧而用之。朕何忧匈奴哉?”——《奇女子传》

但他仍然觉得,《奇女子传》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用以解颐”、“夺心骇目”、“解嘲”:

“故长卿裒而集之,小加评鉴,其间有奇节者、奇识者、奇慧者、奇谋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学者、奇情者、奇侠者、奇癖者种种诸类,小可以拊掌解颐,大可以夺心骇目。”——《奇女子传题词》“自长卿此书出,譬如见月者或喜其新,或羡其满,或乐其万里之清虚,或快其重轮之蕐彩。天壤间好月可废,则奇女子亦可废也。请无以六经解嘲矣。”——《奇女子传题词》

他把“奇癖者”与“奇力者”等并列,并将读奇女子传记的过程比喻为“赏玩月亮”,足以说明他对杰出女性其实是不太敬畏的。即便是吴震元本人,也有其局限性。他将平阳公主与宋太祖赵匡胤的一个姐姐(是否真实存在有争议)并称为“两雄”:

“长卿曰:高帝一生主,再生秦王,而安得不生建成、元吉也?宋祖将举事而入,谋之姊也。姊移杖逐之曰:“此事岂谋及妇人者?”盖两雄矣。”——《奇女子传》

这个姐姐没有什么军功,却是封建时代的“女德楷模”。将平阳公主与她并称为双雄,无疑说明,他给平阳公主的定位也是“女德楷模”。

明朝士子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

“士君子之识见固有不及妇人女子者,抑亦为功名所迷耶?高凉洗氏以一蛮女而能拊循部落,统驭三军,怀辑百越,奠安黎獠,身蒙异数,庙食千年,其才智功动,有马援、韦皋所不敢望者,娘子军夫人城视之,当退十舍,而徵侧赵妪辈无论已。国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鸷善战,嘉靖末年,倭患尝调其兵入援浙直,戎装跨介驷,舞戟如飞,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驾驭,亦一名将也。冯夫人锦车持节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财募兵以御敌,蕲王夫人身援桴鼓,绣旗女将力敌李全,可谓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陈硕真等,虽盗贼之靡,亦一时之雄也。孱弁懦将,有愧于妇人者多矣。”

可以看出,他书写女杰的目的与王世贞一样,也是借平阳公主等人的优秀事迹,讽刺当今的无能男子。

其实这种书写方式从《三字经》就开始了: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虽然这句话肯定谈不上是在歧视女性,但其作者将杰出女性用来砥砺男性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

而且谢肇淛所云:

“高凉洗氏以一蛮女而能拊循部落,统驭三军,怀辑百越,奠安黎獠,身蒙异数,庙食千年,其才智功动,有马援、韦皋所不敢望者,娘子军夫人城视之,当退十舍。”

明显是受了前辈史家的影响,认为平阳公主的军功和冼夫人相比,微不足道。

明朝士子诸圣邻在写作《大唐秦王词话》时,提到平阳公主,仅有一句:

“一女平阳公主,适驸马柴绍,亦练兵万余,号娘子军。”

可见亦是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黄金石书写平阳公主,则是为了赞颂她“装裱李家门楣”的功劳,着眼点在她为父系宗族做的贡献,而非她本人的勇略和抱负。冯梦龙在《智囊》中书写平阳公主等奇女子,也是为了赞美她们对父系宗族或者夫家宗族的贡献。他说,女子只有在恪守封建女德的前提下,其才能才是有意义的:

“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殁而月代,妇所以辅也。”

他还提到,女子若不好好做辅佐,而将才能用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是非常离经叛道,“不可训”的行为;并且认为男子就当是智慧的,女子就当是愚昧的,编写《闺智》部分是为了昭告世人,有这么一些女子,她们应该被看作“荣誉男人”:

“今日必赫赫,月必噎噎。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闺智也。贤哲者,以别于愚也;雄略者,以别于雌也。吕、武之智,横而不可训也。”

尤侗在《艮斋杂说》中亦持类似观点:

“以天道言,有昼夜;以地道言,有山泽,以人道言,有男女。必欲尊阴于阳,则将先夜于昼,升泽于山,加女于男乎?”

《御定内则衍义》也记载了平阳公主的事迹,而且和唐朝的书写方式不同,是把她编入《礼之道定变篇》而非《孝之道》:

“谨按公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姆之手,习成骄贵,修女德而尽妇职,亦已难矣。况効忠执节之事乎?乃唐平阳公主起兵畧地,戡定关中,佐命伟烈,初不借厥配也。”

但是,这本书也仍将女子置于辅佐地位。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谨按男法干以治外,女法坤以治内,刚方之事,似非宫闱所宜预者。然观坤之文言,坤性至柔,而气之所发勃不可遏;坤体至静,而德之所贯确不可改。有国家者,当冢嗣幼穉之时,处中外危难之际,无贤母保防主持,则变故无由。而定至人主行事,有出乎仁则入乎暴,远乎兴则近乎亡,亦借贤后之匡正焉。是非深明乎坤之道者,岂能处猝然而不惊,计久远而无失乎?”

那么,当时的女性真的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样的书写方式吗?如果由她们自己来书写,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有部分女性明确说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些约束,她们是不认可的。

比如文昭甄皇后、刘娥主张自己读书明理的权利:

“(文昭甄皇后)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魏书》“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晋书》

比如谢安妻子刘氏主张“一夫一妻”: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睢”、“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世说新语》

到了明清,也有陆卿子、季娴、顾若璞、王贞仪主张自己也应有和男性士子平等的、作诗作文的权利:

“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陆卿子《题项淑裁云草序》“夫女子何不幸而锦泊米盐,才湮针线。偶效簪花咏絮,而腐儒瞠目相禁止曰:“闺中人,闺中人也。”即有良姝自拔常格,亦凤毛麟角。每希觏见,见或湮没不传者多矣。今自三百篇而后,由宋元以溯汉魏,女子以诗传者几人乎?......予始叹,天壤之大,殆不乏才,谁为禁之哉?简览之暇手录一编,遴其尤者,颜以闺秀集。”——季娴《闺秀集序》“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昭)、左(芬)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顾若璞《卧月轩稿》“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王贞仪《德风亭初集》

清朝才女吴筠在《述怀》中,对“男尊女卑”的抨击则更加强烈。

生来作女不作男,我当奋哭天皇前。孤松完柏有劲节,肯与桃李斗芳妍!几年生长香闺里,画眉之笔香生矣!宫中纵唤好女儿,已是开花不成子。我欲参经疑,扶风高弟摇手訾;各家健儿竖赤帜,何人肯拜曹家师?我欲修国史,绮阁不封女学士;兰台表志妹补之,刊书未曾列名氏。我欲从军征鸱张,立功异域驱天狼,木兰荀灌相颉颃。昨闻军中下严令,妇人在营气勿扬;峨眉不用将军妆,幡然云袂归紫房。碧玉箫孔无人弄,桃花万树艳珠洞。白云乡在上清间,依然未醒红尘梦。谢女絮,苏姬图,古今传者能有几?纵传何足当有无!苍天使我不丈夫,娟然面目何为乎?持铁如意击唾壶,今生已矣来生殊。吾若作男生不虚,此愿天或终偿吾。

此诗表达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厌弃,以及对男性身份的向往。虽然在现在看来,吴筠的女性观不如王采薇先进,但她的呐喊,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女文人希望以诗扬名,女将领自然也希望建功立业。关于平阳公主,明末女将秦良玉曾经感叹:

“使儿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说出这样的话,代表秦良玉希望建立比平阳公主更大的功业。

清朝才女高毓澐在诗作《平阳公主》中,表达了对平阳公主立下奇功却未能进入凌烟阁的遗憾:

飒爽英姿迥出群,阿兄天子妹将军。如何图画凌烟阁,不策红颜第一勋。

清朝才女游瑜在《志感》中表达了对平阳公主的羡慕,以及自己有志难伸的遗憾:

能久虚名古未闻,枉将才德识纷纷。深闺纵有凌云手,不是当年娘子军

辛亥女杰秋瑾也在弹词《精卫石》中夸赞平阳公主是“作过英雄事业的女权楷模”:

务使男女平权,一洗旧恨。宫女何在?速宣召诸男女仙童,下界作过英雄事业及有名者,进宫领旨。一声领旨不迟挨,顷刻诸仙应召来。木兰携手秦良玉,沈氏云英联抉借。 红玉、荀灌、诸葛妇,锦繖夫人洗氏随。平阳公主、黄宗暇,舌辩临风道瞌才。卫娘持笔含春到,红线、隐娘仗剑来。青州歃血三奇女,费氏、韩娥共一堆。牛氏应贞能讲义,若兰苏惠善机裁。赵女雪华、宋慧湘,淑英刘氏、任妾崔。明末杨娥、宋末金义妇, 齐王氏共唐赛儿。封绚、 邵续、符毛氏,邹保英之妻莫氏随。 关姝、左芬、刘氏妹,班姬、代女一同排。更有魏娥、高、张、 陆,尽是忠魂毅魄魁。 皇甫规妻同诸女伴,相携济济赴瑶台。

哲学家波伏娃说: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第二性》

综上可知,大多数男性士子对平阳公主的书写,实际上仍是对“第二性”的书写,重视的是她对宗族和男性亲眷所做的贡献,即利他的贡献。而明清女性对平阳公主的书写,则是对“第一性”的书写。她们或以平阳公主为偶像,或以平阳公主为精神寄托,重视的是她的才能与抱负。

直到当代,也仍有许多人在缅怀这位女中豪杰。下面来介绍一下平阳公主的祠庙。

6、平阳昭公主祠庙与司竹相关民俗

在司竹有一座火神庙,正是用来祭祀“火星圣母”平阳公主的。走到庙门口,便会看到一副对联:

上联:高举义旗统领铁军兴唐灭隋东杀西剁功卓著下联:洞察时事独具慧眼文韬武略南征北战女中杰

碑文如下:

盩山厔水,合抱雄奇,司竹名园,广植秀美。溯源逐流,周穆王植竹芷水,丰野沃土,渭河川修篁成荫。历朝各代,官府掌管司竹育林以供国用。竹林茂密,曲径蜿蜒,是景色秀丽之所。地势奇特,难攻易守,乃兵家必争之地。义宁一年,李渊举义,平阳公主据此帅兵,战无不胜,号称铁军,兴唐灭隋,卓著勋功。天有不测,春生地火,竹毁田焦,庐破时疫,祸不单行,民不聊生。平阳公主忧心如焚,四处奔波,赈灾济民,打开官仓放粮,拿出军饷救急,号召百姓,自立消灾。免难治疫,家园重建,安居乐业,感恩公主救难,遂建火神庙祭祀。自唐以降,沾溉一方,善男信女,虔诚恭敬。届时朝拜香火旺盛,丙申仲夏,庙宇葺修,信众踊跃慷慨,玉成高建。团队设计建构,李振东雕刻巧夺天工,陈克勤彩绘美轮美奂,群策群力,历时一年。丁酉荷月,金身重塑,庄严肃穆,雄伟同登。火星圣母有求必应,广施慈惠,关爱众生。戊戌上元,圭璋特达,衔精致诚,奠碑以铭。稽古礼文,天长春永。邑人田健康、李彬撰,澄城范朝地书丹,刘根运勒石公元二零一八年岁次戊戌正月十五 敬立——《北司竹火神庙碑文》

这是一篇当代人写的碑文,虽然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但可说明平阳公主在今天仍被铭记。

关于平阳公主庙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光绪时期。光绪六年,太学生袁志楷为平阳公主庙撰写对联:

统宋金元明,咸道火星即福星,清世推崇荧,惑众编氓戴德,含灵竹园留古庙,念昔灾消二曲;合南北东西,共呼圣母为慈母,唐宫诞育华,英名存世享祭,成仙成佛现真容,迄今年阅千余。

但是更早的记载,就没有了。只知此庙位于楼观北,此地唐宋称竹林宫,明清称竹林寺。究其原因,应是平阳公主被封建史家严重淡化,其事迹亦缺乏宣传。

村民出于竹林防火的需要,礼敬平阳公主为火神娘娘,年年在竹笋新发的三月初三,举行盛大的庙会3天,周围数县香客云集,戏曲歌舞杂耍、电影道场鼓乐助兴。